黄湘源：垃圾债券也配称“创新”？

黄湘源

        建行董事长郭树清最近说：“我认为应该在中国推出垃圾债券。我们很可能要用一个更合适的名称，比如‘创新’债券或‘高收益’债券。”

        “垃圾债券”者，信用评级甚低的企业所发行债券之谓也。之所以用“垃圾”为之命名，无非是说这种债券的利息虽然比一般国债高几个百分点，但是，它的投资风险很大，对投资者利益的保障几乎为零。“垃圾债券”的名称虽然不那么好听，由于它恰到好处地揭示了隐藏在其表面上的高收益背后的高风险本质。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一引入中国，就非得给它改一个好听的名称？

        其实，用金融创新的手法乔装打扮“垃圾债券”，也许还算不得是郭树清的新发明。别的不说，还没有过去的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就是被过度金融创新的美国“两美”次级债危机的爆发所引起的吗？

        金融创新是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以获取现有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所无法取得的潜在利润的新事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值得称赞的。不久前，美国证交委的一项指控，不仅将对冲基金利用所设计并销售的一种基于住宅次贷证券(RMBS)表现的抵押债务债券(CDO)牟取暴利的真相暴露无遗，而且也剥去了靠欺诈活下来的高盛集团的画皮。比“垃圾债券”高了一个信用等级的次级债的过度金融创新，尚且掀起了金融危机的滔天巨浪，假如垃圾债券也来个什么金融创新，次级债的今天会不会成为“垃圾债券”的明天呢？

        当然，“垃圾债券”虽然说起来不大好听，但是，“垃圾债券”的产生毕竟大大丰富了投资者的选择，也扩大了资本市场的规模总量。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垃圾债券大王”米尔肯的设计和推广下，垃圾债券已经从解决公司流动资金头寸或扩大经营的融资工具，演变为杠杆收购的工具。它对于激活经济救活企业的积极作用，不能因为米尔肯本人后期的涉及经济犯罪而简单地否定。

        当前，经历了金融危机洗礼的中国，在努力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直接融资比例的过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较好解决，正在继续成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极大阻力。为了给中小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资本获取环境，极大地激发起蕴藏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最深层处的创新活力，从而推动企业重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垃圾债券”。不过，“垃圾债券”的引入，尽管暂时与人们某些方面的融资观念和习惯有点不合拍，其实不仅一点也谈不上“激进”，相反，还可以说已经到了不宜再犹疑不决的时候了。无论垃圾债券的推出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在某种意义上，垃圾债券的“贫民化”倾向，总好过银行的嫌贫爱富和资本市场的重融资轻回报。

        不过，我们所需要对垃圾债券偏见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对垃圾债券潜在风险的忽视，更不等于可以动不动就用“创新”或“高收益”之类的溢美之词对其进行过度包装。假如垃圾债券真的被所谓“创新债券”或“高收益债券”之类的好听名字所代替，人们也就将有更多的理由担心，这个来自民间的“灰姑娘”，不知什么时候也会摇身变为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恶魔，就像美国过度创新的次级债那样。那么，郭树清的换名说究竟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岂不是很值得我们大家所深思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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