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和伯南克的初始沉默和滞后反应

文：杨可瞻

在上轮金融海啸发生的前夕，亨利·保尔森和本·伯南克，这两个执掌美国经济的大鳄，四处演讲和宣扬次贷危机已结束，美国经济已步入正轨。

殊不知当危机猛然来临时，他们却茫然不知所措。

轻视危机

以保尔森为例，2008年5月，他表示信贷危机最糟糕的时期可能已过，但市场问题完全解决还需数月。他坚称，美国经济那年晚些时候将加速复苏，退税支票能助其走出困境。

但事实是，危机当时正处于燎原之势。2个月后，通用公司隐现破产危机，4个月后，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宣告金融海啸正式来临。不久后，美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

相比之下，掌控美联储这一货币机器的伯南克，则犯下了致命的错误。2007年最后一次常规会议，伯南克称，预计任何主要金融机构都不会破产或接近破产。

正是因为在危机开始时的轻视，美联储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

直到2008年11月，美联储才首次公布购买机构债和抵押证券，这标志着QE1正式开始。在此之前，美联储一直通过连续降息和注资来缓解危机，但这种措施很难延缓住房抵押市场的崩溃。

金融监管过松

另一方面，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太过松懈，央行降低了抵押贷款的标准，以至于信用不佳的贷款人以极低成本通过贷款得以购买房屋，而在房产泡沫破灭时，这些人最终因无法偿还贷款而破产。

讽刺的是，在次贷危机爆发前，欧洲银行因为在住房信贷方面做派呆板，一直被美国同行嘲笑，但恰恰是欧洲银行老套的做法避免了房地产泡沫。

相比而言，美国银行过于大胆的做法，间接点燃了次贷危机。在2001年后，美联储通过降息刺激房市场，美国银行不仅大幅推行零首付房贷，还对没有长期收入保障的购房者大胆贷款，并且通过眼花缭乱的资产证券化方式，把高风险的贷款借据打包定价后销售给基金公司、PE和养老保险等，直接导致次贷危机延伸到金融各个领域。

互相指责推脱

当金融危机蔓延开来后，美联储却与财政部互相指责。2012年，伯南克公开承认联储的政策与财政部策略存在矛盾，财政部寻求将借贷成本锁定在较低水平，但美联储致力于压低市场长期利率。

当美联储不断买入长期证券以减少市场供应时，财政部却借长期利率处于历史低位时加大国债发行量。这意味着，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政策效应可能相互抵消。

2010年二季度以后，美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美联储不得已启动了数轮量化宽松和扭曲操作。直到今天，失业率仍高于7%，使得美联储必须维持无限量购债计划和超低利率水平。

对于美联储和财政部策略上的矛盾，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怨声载道，他曾通过媒体向两大机构开炮，指责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的救市方案拙劣，因为他太过相信所谓的基本市场规则。

索罗斯认为，美联储和财政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负责，美联储放任金融革新，长时间使利率处于过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监管部门给了市场过多的自由，任由一个极度铺张的信贷市场膨胀。

QE成本巨大

庆幸的是，经济灾变5年后，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复苏，即便如此，经济依然没能甩脱中央银行的拐杖，美国仍然需要每个月85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力度，否则很可能有再次陷入衰退之虞。

美联储对这点心知肚明，所以在每一次的政策会议上，即便鹰派如何抨击长期通胀风险，伯南克都会留一手，即在经济尚未完全企稳前，都不会关上“潘多拉魔盒”。美联储用类似的语言刺激工具来维持市场预期，又不会令市场过度波动。

但四轮量化宽松对全球经济体而言成本太大，特别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当部分热钱从美国流出后，势必寻求回报率更高的资产，这时类似中国、印度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资产泡沫就会越来越大，这不仅推高了当地通胀水平，更可能为未来的新一轮危机埋下伏笔。

日本亦是如此。当这个国家开始学美国无限量购债后，资金疯狂涌入股票市场，但对实体经济作用却小得多。一旦日本在数年后还未摆脱通缩，大量发行国债高额的成本可能点燃债务危机，进而波及东亚邻国。

也许，世界经济正走在下一轮危机的路上，尽管上一轮危机的细节已模糊。

作者为海外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