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水明：“拆迁”变“搬迁”换汤难换药

井水明

        “拆迁”变“搬迁”，一字之差的背后，能把以前暴力拆迁的“难言之隐”，一洗了之吗？

        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拆迁”一词由“搬迁”取代，这“既有‘名’的变化，又有‘实’的变化”。“搬迁”的基本理念是，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经过“征收”程序后，房子归政府了，拆与不拆由政府决定，可能政府还有别的用途不拆除了，但房子里住的人要搬走了。

        从王教授的解读中，凸显了“公共利益”的显著位置。人们不免要担心起来，很有可能造成政府在维护“公共利益”的旗号之下处置公民财产时，权利被进一步放大，而公民权利的保护很有可能在“公共利益”的需要之下而任意地被侵害或剥夺，也就意味着任何公民的财产都陷入不稳定的待剥夺的危险状态中。这种格局一旦形成，就会人人自危，进而对国家的公共秩序、经济秩序等丧失信心，政府也会丧失公信力。而被搬迁户则会以更加强烈的方法与政府实施对抗，这是新条例不愿意看到，也是在民众最不愿意看到的。

        无法回避的是，“拆迁”变  “搬迁”，应当把维护公民权益优先于公共秩序，把维护公民权益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底线，而公民财产不得随意剥夺，正是社会秩序的最后防线。因此，使公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就是最有效地维护了公共秩序，也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公共利益。进而言之，那种将公民权利与公共利益对立起来，动辄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旗号，想方设法地在公民享有合法权利的房屋上打主意，甚至大开杀戒的做法，正是杀鸡取卵、目光短浅的表现，这种做法同时构成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最大伤害。

        应当看到，澄清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反映到“拆迁”变“搬迁”的问题上来，在公民看来，需要是“实”的变化。具体到补偿问题上，就是政府与公民进行谈判时，应当处于利益平等的两方面，通过第三方的裁判，来制衡谈判双方的利益归属，而不能由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由出面，强势要求被拆迁人服从；更不能政府既是强制拆迁的执行主体或权力后盾，又是拆迁纠纷的仲裁人。如果“运动员”兼“裁判员”的体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那么，尽管“拆迁”变“搬迁”了，也可能出现“换汤难换药”的状况。

        由此可见，保护被拆迁户的利益，需要改的不是“名”，而是“实”。一方面通过征收立法控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坚定地确立公民权利保障理念，打通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纠纷中“民告官”的司法通道，让司法成为业主维权的底线，实现征收拆迁工作的法治化；另一方面，在宪法和物权法的框架下，规范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征收、拆迁、补偿行为，使之发展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真正的交易行为，这样既可约束某些被拆迁人的  “漫天要价”，更能帮助基层政府卸下“暴力执法”的道义负担；再一方面健全对话机制、谈判机制、利益博弈机制，畅通权利的司法救济通道，来化解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和对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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