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给高端人才体面 不给低端劳力尊严？

王石川

        流动人口增量加大让北京的一些部门如临大敌。如果说数年前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建议设立人口准入制度尚是一家之言，那么，此次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调研行动，则逐渐将限制外来人口落实到制度层面。再联系到前不久，北京大兴等地试点推行村封闭管理，以限制外来人口，则越发让人有不安之感，可以断语，一些人的“排外”思维即将形成制度性甚至立法化安排。

        小企业小门店大量吸附流动人口，解决了国家的就业压力，又带来了社会稳定，本应褒扬，岂能强制退出？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必然使生机勃勃的市场陷入凝滞之中，随之加大居民的生活成本。正如一名在北京生活、工作40多年的老网友感叹：“我在北京退休多年，随着外地人一次次遭挤压，我们生活的便利也随之一次次被挤压。以前还只是清理卖早点卖小菜的，现在连小商店也要清理了。中低层老百姓的生活和诉求，你们为何不闻不问？”老人的话不无情绪化成分，但却点出了现实问题：谁能为“低端劳动力”说话？

        公民有迁徙自由，有合法流动的权利，外来人口无论在哪里生活工作，只要他遵纪守法，就不能被排斥、被敌视、被驱逐。同样的道理，那些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只要他们合法经营、诚实纳税，任何部门都没有权力强制勒令其退出。动用行政手段，迫使这类小企业退出，显然不是依法行政，而是暴露出相关人员的傲慢与偏见。难道真为了高端人才的体面，就不给低端劳动里尊严？其实，在竞争充分的市场体制中，小企业退出与否，取决于他的经营状况，就如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压力之下逃离“北上广”那样，离开与否应完全是自我意志的自由选择，而不是权力动用强制手段迫使其退出。

        更该追问的是，外来人口为何蜂拥北京？这些小企业为何选择北京？又为何选择招收外来人口？这是因为北京集纳了全国的优质资源，为外来人口提供了一定的机会，而小企业之所以使用外来人口，也与这些人待遇要求不高、且勤勉敬业有关。据悉，来北京的流动人口大多是北京周边的河北、河南、东北等地区的人，而围绕北京这些周边地区，存在着有上千万的贫穷人口圈。一定程度而言，北京之所以富庶和发达，与这些周边地区的支持分不开，对这些地方的外来人口理应更加呵护，而不能厌恶地将其驱逐。

        进一步而言，不仅仅北京，全国很多大城市也在有意无意地要限制外来人口。今年5月，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就曾说过：“流动人口总量失控，是深圳治安的症结所在。”

        只有解决北京和周边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乃至于协调全国经济发展，打破区域经济失衡，才能从根本上减缓北京对外来人口的吸附效应以及其他大城市的压力。如果决策者无视这一切，总想一劳永逸采用“堵”的方式，结果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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