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公务员醉驾不仅要入罪 更应从重处罚

王石川

        酒驾一旦入罪，对公务员来说后果确实很严重——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同时，国家公务员招考时，也有规定称“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报名”。其实，对普通职工来说，酒驾入罪同样严重，因为《劳动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由是观之，无论是对公务员还是一般职工来说，酒驾一旦入罪，其后果都很严重，一方面要受到刑罚，另一方面会失去工作。但该委员为何只看到酒驾入罪对公务员产生的严重后果，而看不到对一般职工产生的严重后果？说白了，这依然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逻辑，意在为公务员群体酒驾开脱、辩护，是特权思维在作怪。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务员不能因其具有公职的身份，就享有法外特权，如果对其“给予一定的过渡规定”，那么法律公平何在？何以服众？其实，该委员的这种思维并不罕见，它或多或少地被现实所证验，也激起了坊间的强烈不满。比如，当年打工仔许霆因银行柜员机出故障，分171次取款17.5万元，被法院一审以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处无期徒刑，而原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贪污、挪用银行资产，高达4.82亿美元，并携款外逃，其涉案数额为许霆涉案金额的2万倍，其影响之恶劣更是许霆案所无法比拟的，余振东被引渡回国后，不过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官松民紧”的现象其实触目皆是，在个人自行纳税申报上，职能部门要求职工的基本信息、职工收入、扣缴税款等相关涉税信息毕呈无遗，另一方面对本早就该申报的官员财产却不置一词。

        其实，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有赖于公务员率先垂范。郎胜委员也认为，国家公职人员应率先垂范，其行为才有公信力，对他们的道义要求高于一般人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对公务员醉驾、酒驾更应该毫不留情，因为其造成的影响很恶劣、后果很严重。最近，河南洛宁一局长醉驾撞死5少年，该官员之前就曾多次违规驾公车外出……

        回首2010年，一起起恶性交通事故不断刺激着我们的神经。从形形色色的“特权车”嚣张肇事，再到屡禁不绝的酒驾肇事，无一不在提醒我们确保交通安全的任重道远。更可怕的是，不少官员酒驾之后，往往能逃脱惩罚，或者动用关系将大事化小。在这种语境中，岂不更应该对这些明知故犯的官员予以最重的处罚？此外，不是很多公务员抱怨应酬多喝酒压力大吗？醉驾入罪就可以省下一部分公款消费，也可以让某些公务员“醒醒酒”。

        日前，在第10个全国普法日来临之际，四川省司法厅厅长刘作明说：“依法治国首先应该是治吏，要约束各级政府和公务人员的行为，首先要达到法制规范，才能与全社会达到良性的互动。但如果说法治是治民的话，那是封建法制。”斯言诚哉！法治社会，公务员不能成为特权阶层，作为掌握公权力的人员，更应该率先垂范，而不是动辄以“后果很严重”来逃脱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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