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18 01:24:03
连日来，醉驾入刑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此次争议源于5月10日，最高法副院长张军的一番讲话——“各法院应慎重稳妥具体追究醉驾者责任，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只要达到醉驾标准，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张军的话被许多人认为是给醉驾入刑“留了口子”，因此引发了质疑。
随后，媒体陆续曝出，多家法院收到最高法醉驾案指导意见，要求醉驾入刑符合《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定为犯罪。紧接着，又有媒体报道，最高下发通知称，对于醉驾案件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法院可视具体案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有法学专家称，最高法所指的“依法变更强制措施”，指的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措施。
纵观连续数天的争论，核心有两个：一是最高法“醉驾不一定入刑”的说法是否成立；二是如何看待最高法对醉驾可变更强制措施的表态。
第一个争议牵扯到两个具体的问题：
首先，最高法有没有权力解释“醉驾入刑”条款？需要明确的是，法律解释只针对那些语义不够清晰，会有不同解读的规定，语义明确的规定是无需解释的。按照《立法法》和全国人大的相关规定，我国的法律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立法解释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法条本身做出的解释；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针对法条适用所做的解释。以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以飙车和醉驾为例，法条原文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立法层面上，这一条款由严密的假定、制裁、处理三部分构成。由于其本身的明确性，毋需再做立法上的进一步解释。而司法解释不能解释法条本身，只能针对如何适用法条。比如，飙车入刑有情节严重的要件，情节严重没有标准内涵，司法解释可以对哪些情况适用情节严重条款，做进一步明确。由于醉驾本身就是入刑要件，而醉驾区别与饮酒驾车，有其客观标准，所以对如何适用这一条，司法解释是没有解释空间的。可见，醉驾入刑是法律明确无误的，对这一条款本身，最高法没有做司法解释的权力。对其适用，最高法也没有做司法解释的必要和空间。
其次，抛开司法解释，最高法对醉驾不一定入刑的理由是否成立？最高法和一些专家认为，刑法分则受制于总则，应根据刑法总则13条的规定，醉驾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实际上是法条冲突以谁为准的问题。法理上，这一问题早已解决：一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二是同一位阶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特别条款优于一般条款。对刑法而言，刑法总则13条是大原则，属于一般条款，醉驾入刑法条是分则中的具体规定，属于特别条款。司法实践中，特别条款规定得更具体，更有利于具体案件的援引，一般都优先采用分则条款判案，只有分则条款不够具体时，才引用总则中的一般条款作为判案依据。以举证为例，《民事诉讼法》第一编总则部分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但在产品质量责任等一些具体案件中却规定“举证倒置”。法院审理这些案件时，都是根据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方式确定举证责任。所以，以刑法总则13条的规定推翻分则醉驾入刑的具体规定，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争议是，如何看待最高法对醉驾可变更强制措施的表态。法学专家说，变更强制措施的具体内容是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法律上，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虽然都是强制措施，但这两种强制措施的杀伤力大大减弱，变更前相当于“牢里服刑”，变更后就相当于“家里服刑”。因此，最高法的这一表态引起外界担心：担心开这个口子会削弱醉驾入刑对醉驾的威慑力；担心执行不公，使有权和有钱者可以轻松逃脱蹲班房的惩罚。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司法部门应该正视这两种担心，在执行中严格依法办事，打消公众的疑虑。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最高法的这一表态也不失为一个务实的办法。因为最近各地陆续曝出了很多醉驾案件，醉驾数量确实很多，如果一律采用羁押的办法，司法系统、看守所都会吃不消，而且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在法律上有严格的适用标准。醉驾为较轻的刑事犯罪行为，对嫌疑人采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一般也不会危害社会，这都符合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法定标准，所以这种做法是有法可依的，也是可取的。
对于醉驾入刑的各种争论，很多源于各方对于法律本身的不了解，但更多的原因在于司法机关角色的错位。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司法系统唯有忠于法律，严格执法，慎重行事，方能真正平息各种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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